撰文者：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姚思彤

疫情爆發到現在，許多國家都被災情所肆虐 : 數百萬的確診、數十萬的死亡人數，而政府除了實施嚴厲的防疫措施之外，似乎也只能和人民一起坐等疫苗的發展。

幸福感（well-being）可由憂鬱症狀（depressive symptoms）與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來衡量，在2020年由Wanberg等人進行了一項研究，主要是探討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的高低與疫情下幸福感的關係。也因為台灣優秀的防疫表現，這份來自美國樣本的研究也許不能拿來類推台灣的情況，但我們還是可以一窺對抗疫情之時，人民的幸福感可能會產生的變化。

社經地位是指「相較於其他人，個人客觀的社會與經濟地位」，而造成每個人地位不同的因素可能又有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職業等，而本篇研究的研究者以「截至2020年初的教育程度」以及「2019、2020兩年的家庭年收入」兩項資料平均計算，用以衡量個人的社經地位。在疫情期間，擁有較高感染風險的員工通常都在前線工作，他們的社經地位也較低；而高社經地位的人則可能改為待在家裡從事遠距工作，有舒適的環境和充足的糧食。這些差異不禁讓我們以為低社經地位的人的幸福感在疫情期間會產生較嚴重的負面影響，然而根據美國的一份全國性民調來看，34%的低社經地位民眾表示自己的幸福感因為疫情變得更糟，而在高社經地位的族群當中卻佔了47%。

根據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當個人因為失去或害怕失去某些珍貴資源時，幸福感便會受到負面影響。而在疫情的肆虐之下，失業、商場關閉、大眾運輸停擺、休閒娛樂受到限制…人們被迫捨棄部分資源來降低遭受感染的風險，卻也導致他們自身的憂鬱症狀上升、生活滿意度下降。而根據基本原因理論（fundamental social cause theory），社經地位與健康之間有很強的關聯性，作者也根據此理論，提出了四項可能會造成個人社經地位不同的資源，分別是財務資源、主觀控制感、人際關係資源以及具備多少疫情相關的知識，每一項資源的多寡都可能會影響我們的身心健康。因此，研究者想了解如果社經地位與疫情期間的幸福感變化有關，會不會是因為這四項資源造成社經地位不同，進而影響幸福感?

綜合以上的論述，研究者將實驗假設分為3個部分，分別是 :

（1） 疫情期間，不同社經地位的人是否會經歷不同程度的幸福感變化

（2） 個人在疫情前與疫情期間的幸福感變化

（3） 社經地位與疫情期間的幸福感變化是否受到四項資源 （財務資源、主觀控制感、人際關係資源、疫情相關知識 / 新聞資源） 所影響

研究發現，疫情期間美國整體居民的憂鬱程度確實比平常高、生活滿意度亦顯著降低。而社經地位與幸福感變化之間的結果則顯示：低社經地位族群與疫情期間的幸福感變化似乎並無直接關聯，反而是在那些高社經地位的人當中，「高教育程度」與憂鬱症狀上升、生活滿意度下降有關，「高收入」則沒有顯著關係。

另外，研究亦證實年收入與憂鬱症狀、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受到財務資源、 主觀控制感、人際關係資源、疫情相關新聞資源的影響，但由於高收入與高生活滿意度有關主要受到財務資源的影響，與低生活滿意度的關聯則主要受到疫情相關新聞資源的影響，兩者的不一致造成高收入與疫情期間的幸福感變化並無正相關或負相關。而疫情相關知識與教育程度則有正相關，但並不會調節教育程度與幸福感變化之間的關係。

總體來說，這次全球性傳染疾病所帶來的恐慌都對每個人的情緒、身心健康產生或多或少的負面影響，但我們可以透過多關心親朋好友，建立緊密的人際關係，以及正確過濾疫情相關新聞報導來維持我們的幸福感。疫情期間，台灣人民有幸能夠以原本的模式繼續過生活，若我們可以更專注在自己手邊的工作，就不必擔心憂鬱症狀會找上門了。

參考資料 :

Wanberg, C. R., & Csillag, B., & Douglass, R. P., & Zhou, L. and Pollard, M. S. （2020）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Well-Being During COVID-19: A Resource-Based Examin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5, 1382–1396.